早在2000年，我就是中央一家有名大報四川記者站的記者了，後來又到地方報紙做記者、做編輯，在媒體行業裡呆了十幾年。要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，從事媒體行業是相當吃香的，這個行業既被各種耀眼的光環包著，同時又是權威部門的重要代言人。
幾年來，我從《蜀報》、《商務早報》、《華西都市報》到《重慶晚報》，寫專題、寫新聞，後來就不想寫東西了。從小我就有個願望，想做一名記者，我對這行充滿羨慕和崇拜，覺得能做記者是件很神聖的事，用筆桿子做武器，書寫人間不平，匡扶正義，打擊黑暗與邪惡。長大後雖如願以償做了記者，但一路下來，才發現「神聖」只是媒體外表的一種光環，其實，在四處彌漫的銅臭味中充滿著各種見不得光的廝殺、見不得人的交易，四處滿了爾虞我詐，人際關係十分複雜，人與人之間互相防備，都是笑裡藏刀，軟刀子殺人。
如果有影響國家、政府、領導要人形象的事，要麼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沒，要麼一點小事就給無限放大，小則影響工作，大則影響生命。曾經有一件事，某市船舶出事，起初聽到的現場消息是死了十幾個人，但政府部門為了減少對自己政績的影響，在處理時對遇難家屬封口，把新聞現場的採訪先壓下，上上下下各部門一勾兌，最後出現在民眾眼前的超特大事故就以死三四個人草草了事，類似的事情可以說太多了，老百姓都以為登載在報上的所有事都是真實的，其實我們自己都不看自家的報紙。《蜀報》有個記者在一篇報道中形容文中的人物「戴著江澤民式的眼鏡」，就因為這一句話傷了中央領導的大雅，報社總編好長一段時間日子不好過，當事記者也立即被作了處分。還有當時深受市民歡迎的《商務早報》，雲集了一批改革行業的衝鋒者，但就是因為他們報道了一些社會事實，即類似「外地人提起褲子滿地找廁所」之類的報道，政府卻讓它僅僅生存了兩三個月就「夭折」了。此外還有許多該報道的卻沒人敢報道，比如拆遷工作中那些所謂的「釘子戶」，為爭得點可憐的權利，自焚的、上訪的、血淚斑斑的控訴卻被淹沒在嘈雜的市井中，沒人敢提及此事；還有一些明明沒有的事，但為了炒作或政府需要，可以捕風捉影生出事來，有意製造輿論，引導大眾的攻擊導向。因著這些行規裡的潛規則，我們做記者的也就心知肚明了，我們就是政府的喉舌，它讓我們說什麼，我們就得說什麼，否則沒我們的好果子吃，對於這個社會中存在的黑暗面我們是絕不能曝光的。其實，從社會到網絡充斥著各種以訛傳訛的錯誤信息、垃圾信息，形形色色的假新聞更是防不勝防，老百姓卻都蒙在鼓裡，被愚弄得暈頭轉向，但仍樂此不疲地接受著。
幾年來，我從《蜀報》、《商務早報》、《華西都市報》到《重慶晚報》，寫專題、寫新聞，後來就不想寫東西了。從小我就有個願望，想做一名記者，我對這行充滿羨慕和崇拜，覺得能做記者是件很神聖的事，用筆桿子做武器，書寫人間不平，匡扶正義，打擊黑暗與邪惡。長大後雖如願以償做了記者，但一路下來，才發現「神聖」只是媒體外表的一種光環，其實，在四處彌漫的銅臭味中充滿著各種見不得光的廝殺、見不得人的交易，四處滿了爾虞我詐，人際關係十分複雜，人與人之間互相防備，都是笑裡藏刀，軟刀子殺人。
如果有影響國家、政府、領導要人形象的事，要麼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沒，要麼一點小事就給無限放大，小則影響工作，大則影響生命。曾經有一件事，某市船舶出事，起初聽到的現場消息是死了十幾個人，但政府部門為了減少對自己政績的影響，在處理時對遇難家屬封口，把新聞現場的採訪先壓下，上上下下各部門一勾兌，最後出現在民眾眼前的超特大事故就以死三四個人草草了事，類似的事情可以說太多了，老百姓都以為登載在報上的所有事都是真實的，其實我們自己都不看自家的報紙。《蜀報》有個記者在一篇報道中形容文中的人物「戴著江澤民式的眼鏡」，就因為這一句話傷了中央領導的大雅，報社總編好長一段時間日子不好過，當事記者也立即被作了處分。還有當時深受市民歡迎的《商務早報》，雲集了一批改革行業的衝鋒者，但就是因為他們報道了一些社會事實，即類似「外地人提起褲子滿地找廁所」之類的報道，政府卻讓它僅僅生存了兩三個月就「夭折」了。此外還有許多該報道的卻沒人敢報道，比如拆遷工作中那些所謂的「釘子戶」，為爭得點可憐的權利，自焚的、上訪的、血淚斑斑的控訴卻被淹沒在嘈雜的市井中，沒人敢提及此事；還有一些明明沒有的事，但為了炒作或政府需要，可以捕風捉影生出事來，有意製造輿論，引導大眾的攻擊導向。因著這些行規裡的潛規則，我們做記者的也就心知肚明了，我們就是政府的喉舌，它讓我們說什麼，我們就得說什麼，否則沒我們的好果子吃，對於這個社會中存在的黑暗面我們是絕不能曝光的。其實，從社會到網絡充斥著各種以訛傳訛的錯誤信息、垃圾信息，形形色色的假新聞更是防不勝防，老百姓卻都蒙在鼓裡，被愚弄得暈頭轉向，但仍樂此不疲地接受著。
